信息发出去，又反复读了十几遍，气头过去简直后悔得要撞墙，我根本不是这样，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这么面目可憎。
我给丞宝绪发信：“刚听电话的是我朋友，只是朋友。今晚好多人一起喝酒，喝多了就都没走。丞宝绪，我想你。”
好一会儿，丞宝绪终于回信：“不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三句话，各是各的。”
若让我描述当时的感受，那便是：“信号回来了”。我咬着嘴唇把电话拨了出去，电话通了，我说：“圣诞快乐。”
丞宝绪幽幽地说：“不快乐。”
我轻轻说：“……来我这，我带你去东京塔。”
半晌，丞宝绪问：“你总是这么叫别人去你那儿吗？我去了……你怎么安顿我？”
我说：“住我这儿……我可以……睡沙发。”
丞宝绪嘻嘻笑了，我身子一阵酥麻，把手机换了一边耳，她说：“抠门儿，你就不舍得给我开个房间？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……不舍得。”
我认为丞宝绪听懂了，她理解的表现便是短暂的沉默。她悄悄说：“……开玩笑的……我哪有时间。”
凌晨的城市，因为黑夜令灯光分外突出，即便是微弱的一星半点。我想见丞宝绪，不止是见她，我想对她做很多事，这些从脑海中呼之欲出的事，具象得我感到丞宝绪也看见了。
通话还在继续，我们悄然地像在聆听时间的流逝。
“过年你回家吗？”我终于问。
“要回家……我家……很严的。”
我说：“你都这么大了……你爸妈还管很厉害吗？”
“我都二十岁了……做错事还要罚跪。”
“打你吗？”我问。
“不打，我们家不打孩子，但是也……反正很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