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北面事务,大汉也不是一概采取保守,军事攻势虽然停止,却大搞政治攻势与经济攻势,针对于诸多的少数民族,刘承祐特地成立了一个衙门,理藩院,由陈王赵匡赞负责诸族的延揽管理事务。
东北方向,由于道路阻隔,交通控制,再加辽国有所防备,虽然同室韦、女真、奚人、渤海等族有所联系,但规模终究不大。
而朝廷的重心,主要放在同高丽国的交往上,这三年间,双方往来密集,政治上的联系日趋紧密。高丽王王昭,对朝廷十分顺服,几番遣使入朝,进贡学习,并延请朝廷派人指导其制度建设。对此,刘承祐派了不少博士、僧侣、道士东渡,当然也有些官吏。
这几乎是一场政治扶贫,自从平定叛乱后,高丽王权威大涨,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,再加上,扯着大汉的虎旗,其改革已大见成效。等到乾祐十五年,高丽国已是内部矛盾得到控制,功臣、贵族的弊病得到改善,王权得到强化,国力也逐渐迈向开国以来的顶峰。
对于高丽国的情况,刘承祐也有所关注,就刘承祐本心而言,或许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。然而,个人情感终究不能影响到国家大略,针对辽国,高丽是刘承祐选择的一个得力盟友。再加上,此时的高丽国,对大汉也足够恭顺,并且在对辽之事上,早已取得共识。
另一方面,则在于经济利益,两国之间,每岁通航的海船达两百多艘,两国贸易开历年之最。从中,大汉获取了不少的收益,尤其是大量的铜料自高丽输入。
而在与高丽的交通之中,更东的日本也得到消息,开始组织使者,朝觐中原。
相较于东北方向的平静,西北的局势,则要更复杂一些。首先是定难军,自李彝殷被扣留在东京后,其内部果然产生了分裂。
明眼人都知道,李彝殷是被朝廷强留的,但是,并没有造成定难军上下同仇敌忾、共度时艰的局面。一方面源于朝廷的政治攻势,一方面也因为定难军内部的矛盾,很多人都有意采信李彝殷是留恋开封浮华而舍弃夏绥,不愿西归,在开封享福。
起初,李彝殷在进京前,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,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。而事实上,这起到了一些作用,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,李光睿也确实掌控了定难军军政大权。
不过,随着时间的推移,问题也就出现了,出在拓跋李氏内部。仅一个“名不正言不顺”的理由,就可以拿来攻讦,再加上选择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来打击其威信,如此一来,矛盾日益凸出,到乾祐十四年,李光睿已经无法彻底控制局面,定难军形成了事实上的分裂。
首先是遂州节度使李彝全,不奉其令,并向朝廷上表,弹劾李光睿,窃取帅位,图谋不轨。紧随其后,是银州刺史李光俨,虽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,却也有疏离态度。
至此,定难军所辖四州,真正听命帅府的,只有夏宥二州,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,也只有夏州了。于定难军而言,更艰难的,是节度使还远在开封。
定难军的分裂态势,固然有卢多逊在背后挑动,推波助澜,但根本原因,还在于其内部矛盾。而其矛盾根源,也在于节度世袭。
拓跋李氏的崛起,关键在于李思恭,那是党项定难军的奠基人,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个多世纪,在很多党项人心中,其威名犹在。
然而,李思恭死后,以其子少不更事,承继节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谏。李思谏死后,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继位,但又因兵变被杀,帅位落入李仁福之手,属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脉,一直到如今。
李仁福后是其子李彝超,直至李彝殷,从其世系流转就可知,定难军的传承隐患很大。李彝殷若在,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,足以弹压。
然李彝殷不在,李光睿一则威望不够,二则无朝廷敕书,老辈的事情,历史的遗留问题,就都可以拿出来说道了。
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础足够深厚,否则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业都是问题,很有可能在反对者的力量下被驱逐。